書名：《這個世界會好嗎？（續編）——梁漱溟暮年口述（1984—1986）》作者：梁漱溟 口述 [美]艾愷 采訪出書社：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書時間：2024年5月
【內容簡介】本書是梁漱溟師長教師與american芝加哥年夜學艾愷傳授于1984年、1986年二度對談的記錄（1980年頭次訪談后收拾成書，即為《這個世界會好嗎？》）。在本次訪談中，艾愷的問題側重于梁漱溟在20世紀上半葉的經歷，年逾九十高齡的梁漱溟師長教師思維清楚、會議室出租娓娓道來，暢談平易近國風云，自述與毛澤東、李年夜釗、陳獨秀、蔡元培、章士釗、梁啟超、陶行知、李濟深瑜伽教室、閻錫山、黃炎培等人的來往；講述他投身鄉村建設、發起平易近主聯盟、創辦《光亮報》期間的種種趣聞逸聞，是極其珍貴的歷史資料，同時也是中西交通的獨特文本。
【作者簡介】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生于北京，本籍廣西桂林，順天中學堂畢業，其后自學。中國現代思惟家、教導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新儒家的晚期代表人物之一。1917—1924年執教于北京年夜學哲學系，1930—1937年從事鄉村建設活動。20世紀40年月抗日戰爭期間，為國事奔忙，謀求國內團結。1949年后屢受批評而不改初志，宣稱“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成奪志”。其重要著作包含：《東西文明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會議室出租國文明要義》《人心與人生》等。
艾愷（Guy S. Alitto），1975年獲american哈佛年夜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芝加哥年夜學歷史系傳授,北京語言年夜學梧桐漢學學者講席傳授。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持續焦慮：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暮年口述》等作品。
【序文】
艾 愷
本集是在我和梁漱溟初次私密空間訪談之后所作的第二次訪問的內容。第一次的內容以《這個世界會好嗎?》為題出書，這第二次的內容并非“凡是的”口述歷史出書品。且讓我以我地點的國家—american為例，來稍作解釋。年夜體來說，口述歷史有兩種情勢：“年夜眾式”和“學術式”。在各形態間還有一個區別普通群眾及歷史名生舞蹈教室齒述歷史的界線。第一個形態（包含兩種情勢中的“普通群眾”方式）——“年夜眾式”口述歷史—強調自某一時間和某一地點著手來把握通俗平易近眾日常生涯的脈絡。
斯塔茲·特克爾（Studs 共享空間Terkel）的專書具體表現了這種年夜眾式的口述歷史研討方法。家教他自己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躍人士，也是一位記者。憑著1966年口述歷史的專著Division Street:America，他在american及世界的歷史中留名（Division 交流Street是芝加哥市內一條重要街道名）。該書狂銷數百萬冊，同時也是特克爾出書的一系列口述歷史專著中的第一本。
1970年，特克爾出書了Hard Times，該書與前書屬統一類型，內容是描寫經濟年夜蕭條時期的芝加哥。該書同樣形成轟動。在這兩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克爾賦予許多在“歷史”中沒有聲音的普通平易近眾以“聲音”；同時，他也很明白地給他本身“聲音”——盡管這些專著是根據由錄音帶所錄制的對談而寫成，特克爾自己的政治和社會觀點卻透過一些技能而明白地呈現，包含他所問的問題、為了提醒重點而引導談話的方法以及最后的編輯過程等。
比擬之下，我和梁師長教師的訪談內容以全然未經編輯的方法，呈現在讀者面前。是以，內容有些許重復，甚至有一至二處事實錯誤。在前一集中，我的問題被梁師長教師的謎底所引導，他在第一組訪談中有興趣供給他本身對儒家和道家思惟的觀點；在第二組訪談中，我試著引導他朝他和主要的歷史人物間的來往來作發揮。除了安慰他的記憶以及保留他能記住的任何東西以外，我無其他的設聚會場地法。
特克爾的著作是對20世紀50年月歷史學界興起的一種趨勢的檢查。該趨勢的研討重點是由貴族（國王及將軍）向通俗平易近眾以及“自下而上的歷史”轉移。比擬之下，“傳統”的口述歷史研討就像哥倫比亞年夜學在1948 年所設立的口述歷史研討辦講座場地公室所做的任務。它是世界上最陳舊且組織最龐年夜的歷史計劃，重要包括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傳式回憶錄的錄音。
當我在1980年初次訪問梁漱溟時，他還不是太知名。在我的傳記出書前，在東方、中國甚至全世界，少有學者認真對待梁漱溟。甚至到了20 世紀80年月，當我開始頻繁訪問中國年夜陸時，年夜部門人還只是因為毛主席的有關著作中記載了毛主席對梁漱溟的批評才聽過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國年夜陸以外的其他處所，當梁漱溟的名字出現在任何歷史著作中，他總被歸類為“守舊派”，無一破例。他也是以被貶為已被“掃進歷史的渣滓堆中”，而和現今無任何關聯。
第二個，也是共享會議室最為主要的分歧在于，對于主要人物所作的口述歷史研討—如哥倫比亞年夜學的計劃—受訪者自己很是明白他們的自傳敘述是為了“歷史”所錄制。他們是在制造待加入我的最愛（被編輯之后）的文件，這些文件能夠成為歷史記錄的重要史料來源。以哥倫比亞年夜學的口述計劃為例，受訪人的某些準備性和具警示性的答覆反應出他了解他正在為“歷史”留下記錄。這些訪談資料具有必定的準備性、計劃性的特質。它們不單得經過仔細編輯，甚至給人留下準備出書前的書稿情勢的印象。
和胡適在哥倫比亞年夜學的訪談內容相較，我和梁漱溟間的訪談顯得較天然，這是很明白的。胡適在哥倫比亞年夜學的計劃中占有相對年夜的分量。在我和梁漱溟的訪談中，我無意將內容以口述歷史的情勢出書。1980年和1984年兩次訪談，我的動機重要有兩重。起個人空間首，我盼望為我所著的梁漱溟傳記的修正任務增加他在生涯方面的資料；其次，雖然梁師長教師當時安康情況頗佳，神志清明，但畢竟年紀已高，故我想盡能夠保留他在漫長且波折的人生中的珍貴經驗。
但我無意對其進行編輯或進檔加入我的最愛，這是普通如哥倫比亞年夜學口述歷史研討采行的形式。這些1984年的訪談資料歷經二十余年仍未經謄寫，尚保留于錄音帶中。我在講座場地1986年出書的梁漱溟傳記第二版發布以后，全然忘記手上保有這些錄音帶，直到比來，出書社請我將其收拾出書。當我十分困難將這些錄音帶找出來后，我發現此中有良多標簽已脫落，不易辨明錄制每日天期。我逐一仔細聽過，以確定它們的錄制順序。
從某一角度來講，這些訪談代表著立傳人和傳主間一次偶爾性的相會。說是偶爾，實因背后許多原因在某一時間點上交會，促進了此一會面。第一項原因即是鄧小平的改造開放政策讓中國與世界接軌，這讓我有機會接觸梁師長教師。第二項原因即是傳記的出書及勝利。當我和梁師長教師見面時，該傳記已贏得亞洲史重要獎勵。由于該書的勝利，梁師長教師亦有耳聞，并很快地間接聯絡我，告訴我歡迎我往訪。第三項原因則是梁師教學長小樹屋教師個人的身體和心思安康情況較佳。甚至在1984 年，當時他已逾九十高齡，我仍覺得他和1980 年的安康情況相距不年夜。
我于1980 年訪問梁漱溟之后，一向和他堅持聯系。我心里一向瑜伽場地認為初次的訪談資料即為珍貴的歷史文件。當我愈往這方面思慮，愈覺得梁師長教師是一位獨特的歷史人物，他的性命貫穿了20 世紀前80年中國的每一個主要歷史事務。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獨特且驚人的見證者！讀者若從梁漱溟似乎總是身處主要歷史事務之中這一角度思慮，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虛。
例如，梁師長教師明白地記得1900年義和團進進北京時的情況。事實上，當年義和團進京時曾當即給梁漱溟的個人生涯帶來了嚴重的影響。他當時正在一所西式學校就學，該學校由他家庭的伴侶彭詒孫師長教師經營，彭師長教師也是梁漱溟與我的訪談內容里提到的第一個歷史人物。由于學校有西式課程（如英語和科學），義和團焚毀了學校，梁漱溟是以無法繼續就讀。為了不讓漱溟有機會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將他的課本全數燒毀。就在此事發生五年以后，梁漱溟以一個學生的成分，參加了中國近代史上初次平易近族主義式的學生運動——抵抗american貨。
又五年，梁氏參加聯盟會，成為地下反動分子，任務內容包舞蹈場地含從事一些“子彈和炸彈行動”。一年后，他擔任記者，并在南京見證了中華平易近國的成立。又過了兩年，他和反對袁世凱的勢力接觸，直至他誠心誠意修習唯識宗佛學為止小樹屋，他也是以成為20 世紀初釋教復興的主講座場地要人物。眾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運動的中間北京年夜學教書，並且飾演了主要腳色。他也是以認識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年夜釗、章士釗、毛澤東、熊十力、梁啟超以及其他當時中國主要的知識分子。
20世紀20年月，梁氏也和各式政治、軍事人物有所接觸，如李濟深、馮玉祥、閻錫山和韓復榘等人。他甚至與許多愛好中國文明的歐洲人聚會場地士結為老友，包含了衛西琴（Alfred Westharp）、衛禮賢（Richard Wilhelm）等。30年月，梁漱溟持續對政治和社會事務傾注關心，他結交了幾乎一切的改造運動的倡導者，如黃炎培和晏陽初等人教學場地。他也認識了許多國平易近當局的官員。
他往了延安并且與毛澤東對談。他參與創立了一個既非國平易近黨、亦非共產黨的政治組織共享空間，本日后的中國平易近主聯盟。他于此過程中創辦了《光亮報》。梁教學場地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年夜戰后緊接而來的瑜伽教室國共和談中飾演了關鍵腳色。這一串他認識的主要歷史人物以及他所親身參與的事務可以一向寫下往，可是我感覺這已足夠證明梁師長教師是第一手歷史知識以及關鍵且獨特史料的來源，我是以決定于1984年繼續訪問他。
作為（在當時）梁漱溟獨一的傳記作者，我很幸運能將訪談內容以口述歷史的舞蹈場地方法呈現。我感覺有某種急切的緣由使我從這方面著手。當時梁老已逾九十高齡，身體狀況就好像所謂“風中之燭”般，是以，我盡能夠快地歸去見梁老，以便展開第二次訪談的錄音任務。好像初次，訪談地點在梁師長教師住處，我天天早上前去，每次時間幾小時，共進行一個多禮拜，訪談過程中我深感梁師長教師的記憶極為明白。
我在這次訪小樹屋談中問的問題完整集中于梁漱溟漫長且波折的平生中所認識并來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這些訪談中，梁老輕松回憶起許多不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品處世正派誠信，早為眾人所稱，我想他斷不至于居心閃避問題甚至假造答覆。這些訪談錄音有個小問題，當中有部門內容與1980年筆錄《這個世界會好嗎？》重復。再說，由于我向梁老請教許多歷史人物，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一些早已為人所熟知的歷史佈景—他大要以為我是外國人，故有需要作解說。但是， 現在回憶起來，我也覺得舞蹈教室這些歷史佈景解釋確實有需要，因為它們反應并支撐梁師長教師個人的歷史觀點。
由此，我不由想起口述歷史的另一項好處，它能盡量補充生涯中各層面因未留下足夠文字記錄所產生的盲點舞蹈教室或缺憾。這份訪談筆錄，好像已出書的首份筆錄（《這個世界會好嗎？》），完整以錄音為準，段落文章亦未經潤色。當然，這也表現我無限的中文才能恐將難逃讀者的眼睛（想來甚是慚愧）。
本次訪談的地點與初次訪談一樣，在梁師長教師住處的斗室間內進行，地址是桂花地22 號宅。必須特別注明的是，這些錄音的訪談均是在1984 年9月錄制。但此中有一破例（即本書所收錄最后一節），這一破例是在1986 年，那是我和梁師長教師之間一次隨意閑聊的部門錄音。至于我那時為安在北京，說來話長，我也頗愿意在此與讀者分送朋友：原來美中學術交通委員會作為american國家科學院的組成部門樹立于1972 年，旨在推動中美兩國間的學術交通事宜。1979 年，中美兩國正式建交以來，雙方開始互派訪問學者。
但是毛思迪事務后，那些研討領域為中國鄉村社會的american專家在中國掉往了研討基地。他們開始向美中學術交通委員會施加壓力，申請這樣的研討基地。當時，麥克·奧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擔任美中學術交通委員會的主席，他直瑜伽教室接寫信給鄧小平提出了這個請求，請求被轉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是最終只要山東省社科院院長劉蔚華給了確定的答復。
1986 年春，奧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學術交通委員會委派我往鄒平進行考核，并寫出一份調查報告。他告訴我美中學術交通委員會正考慮在鄒平設立一個研討基地。鄒平會議室出租考核之后，我在北京拜訪了梁師長教師，向他講述了我在鄒平的所見所聞。恰是在這樣的佈景之下，我將我們的部門談話內容錄了下來。后來，我給梁老師長教師寫了封信，信中描寫了對american學者“開放”的鄒平以及這一發展的主要性。梁老一向以來對鄒平的平易近生很是關注，他將我的信登在了《光亮日報》上。
1985年后，梁師長教師和我仍有許多面談的機會，但我并未將內容錄下來。這些談話都是較為輕松的閑談，而不是正式的訪談。例如1985年我和內子一路拜訪梁師長教師。他很是熱情地接待我們，我們好像老伴侶般不著邊際地聊天。我現在依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記得當時談話的部門內容，但我并未將這些內容支出本集之中，因為這部作品是我們訪談內容的直接錄音文本。我今朝正在從頭撰寫梁漱溟的傳記，我計劃應用和他一切的談話記錄—無論錄音與否—作為修正所依據的資料。
整體而言，我供給這些與梁師長教師的錄音訪談作為珍貴的“原版”歷史文件。我也有興趣將其譯成英文并附加一些評論。我在此謝謝出書社以及吳浩師長教師的盡力，使這些文件有機會呈現在讀者眼前。